学有所成，就要用之于世，游说诸侯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一种独特方式。孔孟热心救世，也加入到游说者的队伍当中，然而当时各诸侯崇尚霸道，不愿意接受孔孟的仁义之道。苏秦张仪等人“长于权变”，懂得如何“揣摩”君主心理，“皆游说诸侯以显名”。苏秦师事鬼谷子，游说成功后将其游说经验总结成书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《鬼谷子》。

鬼谷子与纵横家

春秋战国时期游说成风

游说诸侯难在知心

春秋战国时期，周王室逐渐失去权力和威信，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，各诸侯国为争夺霸主地位，纷纷招揽才智之士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，当时的人才流动空前活跃，知识分子靠游说君主参与政治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。

然而，游说君主难度极大，不仅要有资金、人脉做依托，还要选对目标，了解游说对象的各方面情况，尤其是心理状况，如稍有闪失便前功尽弃。正如韩非子在《说难》中所说的：“凡说之难，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；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；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。凡说之难，在知所说之心，可以吾说当之(游说的艰难不是难在以我所知去说服对方；也不是难在能否以善辩的口才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；也不是难在能否以纵横捭阖的气势把道理说透彻。所难的是要清楚地了解被游说者的心思，使自己的游说适合他的心意)。”

以孔子的圣明，游说各国诸侯，结果是大失所望，无功而返。孟子游说齐宣王，“宣王不能用。”随后他又到了梁国，梁惠王也不听取他那一套理论，认为他的思想大而无当，于事无补。孔孟之所以游说失败，是他们的仁义学说“不合时宜”，无法引起各国君主的兴趣。司马迁说：“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”

即使是最终获得成功的游说者，也曾经历过多次失败。如商鞅游说秦孝公时，第一次用五帝之道游说，秦孝公边听边打瞌睡，一点也听不进去；第二次用三王之道游说，秦孝公的表现比上次略好一点，但还是不能让他满意；第三次用春秋五霸之道游说，秦孝公对他的言论有所肯定，但还没有充分听取；直到第四次以强国之术游说，秦孝公才完全满意，“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，语数日不厌”。苏秦初出道时，选择秦惠王作为游说对象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，“黑貉之裘弊，黄金百金尽”，回到家乡时“形容枯槁，面目犁黑”，家人对他不理不睬，“妻不下紝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”。

一次见面就征服诸侯

虞卿驺衍备受礼遇

当然，游说成功的人也不少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，虞卿穿着草鞋打着雨伞去见赵孝成王。头一次见面，赵王就赐给他黄金百镒，白璧一对；第二次见面，赵王竟封他做赵国的上卿，虞卿的游说本领可谓高超。

齐国人驺衍精通阴阳五行学说，撰写了《终始》、《大圣》等文章共十多万字，他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历朝历代都是按照金木水火土“五德”的推移变化而发展演变的，不同的时代只有按照与它相应的“德”来治理国家才能治好。这种学说在诸侯国很受欢迎。所以驺衍游说各国均获得成功。当他去梁国时，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，“执宾主之礼”。后来他又去赵国，平原君侧着身子给他引路，还用袖子给他掸坐席。当他到燕国时，燕昭王请求做他的学生，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碣石宫给他住，并亲自到那里接受他的教导。同样是名闻天下的大学者，驺衍游说诸侯所受的礼遇与孔子“菜色陈蔡”以及孟子“困于齐梁”简直有天壤之别。

魏国人范雎游说诸侯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，最初他想游说魏王，但因家贫缺乏资金，只好先在魏国的中大夫须贾手下做事。有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，齐襄王听说他能言善辩，便派人赐给他十斤黄金和牛酒等物，范雎辞谢不敢接受。须贾知道后，认为范雎把魏国的秘密泄露给齐国，回国后告诉魏国的相国魏齐，魏齐大怒，命人痛打范雎，打断了他的肋骨，打掉他的牙齿。范雎装死，他们就把他扔在厕所，宾客喝醉了，轮流往范雎身上撒尿。后来范雎在魏国人郑安平和秦国使者王稽的帮助下逃往秦国。由于他精通游说之术，没过多久就取得了秦王的信任，被拜为客卿，几年后，又当上了秦国的相国。

范雎为人爱憎分明，“一饭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”。他给郑安平和王稽高官厚禄，在须贾出使秦国期间当众让他出丑，对各国使者公开说要魏齐的人头，使魏齐狼狈逃窜，自刎而亡。在范雎的权力如日中天时，燕国人蔡泽在游说了大大小小许多诸侯均不如意后来秦国，他劝范雎功成身退，以免重蹈商鞅、吴起、文种的覆辙，范雎接受他的意见并把他推荐给秦王，蔡泽后来也被秦王拜为相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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